文艺批评 | 黄平：系统与碎片 ——以郑小驴《去洞庭》为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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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
《去洞庭》是青年作家郑小驴2019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，今日推送批评家黄平老师对该小说的评论。黄平认为，1990年代以来，资本的全球运作，以及由此伴随的金融、信息、物流等等全球化，并经由移动互联网将人接入到“系统”中，并没有构筑人与人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。相反，原子化的人嵌入在“系统”的网络之中，丧失基本的能动性。于是，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故事，正在被转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寓言，人与现实的关系正在转变为碎片与系统的关系。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都与别的个体互相决定，而“系统”作为一张无形之网，控制着这一切。他以郑小驴的小说《去洞庭》为例，分析了个人在“系统”面前的无力状态，无论是何种阶层的人，都无法逃出“系统”之外，底层的逃亡与中产的私奔最终都只是在驶向桃花源的同一道路上。在小说中，每个人都在空间中流动，但都无法跨越自身的边界，无法和他人达致有效的联系。如何穿透人物之间错综缠绕的欲望关系，把握宰制人物的结构性的力量，并在这一分析过程中讨论文学的位置，是本文所试图尝试的。

本文原刊于《小说评论》2020年第1期“黄平专栏·当代文学观察”，感谢作者和杂志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发表！

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

黄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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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与碎片 

——以郑小驴《去洞庭》为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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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人与现实的关系正在转变为碎片与系统的关系

《去洞庭》小说开场，2014年的某个冬日，送快递的青年小耿，强暴了白领张舸。一个送快递，一个收快递，本来彼此的生活不会有交集，但因为性关系的发生，两个人的命运被绑在一起了。冲动过后，手足无措的小耿把张舸塞进汽车后备箱，开回自己洞庭湖边的故乡，一个叫“雷击闶”的小村庄。

《去洞庭》

郑小驴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2019年4月版

也是在洞庭湖边，2011年，全职太太顾烨，过着安逸、优雅、稳定生活的中产阶级文艺女性，遇到了青年作家岳廉并发生了性关系。顾烨和丈夫史谦结婚后，“结婚几年以来，她从未体验过高潮，一次也没有”[1]；而当遇到岳廉后，“这三年多来，史谦亏欠她的，在岳廉身上全给弥补了”[2]。由此顾烨和岳廉，两个人私情往来了三年。直到2014年的同一个冬日，阴冷，潮湿，一片灰蒙，小耿和张舸的车，顾烨和岳廉的车，两辆同样开往洞庭湖的车，在山林间的隧道相撞。

很难确定《去洞庭》中哪一个人物是主人公，每一个人物都处在和别的人物不断地撞击之中。在19世纪小说中，比如狄更斯的《远大前程》或是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，年轻人从偏僻的外省出发，到伦敦或者巴黎，试图征服一个陌生的世界。这是我们熟悉的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中人与现实的关系，人物作为独立的个体，在世界的“外部”出发。而在《去洞庭》这部小说中，人与现实的关系正在被瓦解与转化。这是一部没有“外部”的小说，小说里的空间被组织进同一个系统里，人物像玻璃球一样，从一处空间向另一处空间流动——和物理规律相反，人物的流动往往是从低处到高处。在这种流动性中，车和车撞击，人和人也在撞击。

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故事，正在被转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寓言，人与现实的关系正在转变为碎片与系统的关系。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都与别的个体互相决定，而“系统”作为一张无形之网，控制着这一切。金理准确地把握到这一新现象，他以“在之间”予以概括、分析《去洞庭》中的“关系世界”：“《去洞庭》以五个人物及其交互关系为镜像，喻示这个时代的荒谬性，荒谬表现为每个人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更表现为自我无法与他人、与外界建立起联系。这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主题——相遇（之不能）”[3]。

金理以较为特别的表述方式“相遇（之不能）”同时表达两重相反的意思：人与人相遇，但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。金理界定的真正的联系，如他文章中引用克里玛的看法，指的是“灵魂”的相遇。笔者认同金理的看法，对于《去洞庭》，分析人与人的关系，比分析单个的人更为关键。也即讨论“系统”（不能被简化为“现实”），已经不可能从个人出发，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。在此基础上，笔者认为对于《去洞庭》的分析，要把神秘的灵魂还原为“系统”的政治经济运作，让不可见之物通过文学得以显影。

笔者就此整理了一份人物关系的小传（区别于人物小传）。《去洞庭》中人物们的故事开场，大致从2008年开始：

2008年：史谦和顾烨结婚；1983年出生、毕业于211大学新闻系的张舸来到北京。

 2011年：顾烨和岳廉在洞庭湖边相识并发生性关系；张舸相亲被骗。

2012年：同年9月15日，小耿在长沙游行打砸；小耿被史谦在长沙的“洞庭鱼馆”餐楼雇佣。

2013年：史谦在春节后开除小耿；张舸一度精神异常，得了幻想症，坐地铁时与岳廉偶遇，发生一夜情。

2014年：史谦东莞代工厂陷入困境；收到妻子艳照；小耿张舸与顾烨岳廉撞车；史谦雇佣小耿绑架岳廉；史谦带领顾烨去双湖无人区；小耿在洞庭因意外使得岳廉丧命；史谦、顾烨去洞庭。

通过梳理可见，在五个人物中，有两种关系：性关系、经济依附关系。史谦和顾烨是夫妻；岳廉和顾烨是情人，岳廉和张舸发生过一夜情；小耿强暴了张舸。史谦雇佣小耿（先后两次），岳廉向顾烨借钱（借的是史谦的钱）。故事在表面上由欲望驱动，实际上是由“欲望/资本”双层驱动，而“欲望”更多的是由“资本”所决定。作家郑小驴在该书后记中曾提过“眼前同样云雾笼罩”[4]，曾经想把该书定题为“制造云雾的人”。如何穿透“云雾”，也即如何穿透人物之间错综缠绕的欲望关系，把握宰制人物的结构性的力量，并在这一分析过程中讨论文学的位置，是本文所试图尝试的。

二、从“乌托邦”到“桃花源”

进入本文的分析之前，有必然反思一种流行的文学思维，即当下文学批评中流行的回避人物的阶层地位，强调不要把人物符号化。如果无视人性中的社会关系维度，无视社会结构对于人的情感结构的塑造，笔者以为这也是一种教条化，尽管这类观点每次都是以反教条的面目出现。

做一个阶层梳理的话，《去洞庭》中的五个人物，分别是民工、小资白领、中产阶级、小企业主、作家。五个人都曾经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于“系统”之外：小耿是犯罪后的东躲西藏，张舸是被欺骗感情后的隐居，顾烨是寄托与艺术家们——从画家到作家——的感情，史谦是以去无人区来排遣，岳廉则是不及物的写作。岳廉的写作最为反讽，他在洞庭湖边虚构的故事，预言了他现实的命运。作为作家，岳廉喋喋不休的写作，却最终无法逃脱他自己遭遇作品中的哑巴（写作的对立面）式的暴力。就像底层的逃亡与中产的私奔，最终撞在了一起，他们本来就在同一条路上相向而行。

在这五个人物组成的“小系统”中，就系统的层级而言，作为资本方，史谦比所有人都更高一级。有意思的是，《去洞庭》这部小说，故事的驱动来自系统最高层的史谦与最低层的小耿：故事开场小耿欲望涌动，最终将车开向洞庭；故事结尾史谦意求毁灭，最终也将车开向洞庭，同时雇佣小耿来到洞庭绑架岳廉。而小耿之所以在故事开场当快递员，是因为被史谦从酒楼里开除。

和人物之间的性关系相比，笔者更感兴趣史谦和小耿这一对雇佣关系。小说对于史谦和小耿这两个人物的“前史”的介绍，比其他人物要详细。史谦年龄上是80年代的大学生，伴随着1990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而发迹于东莞的外资电子厂。小耿2012年高考，推算年龄应该是“95后”，比史谦要低一代，小耿那罹患尿毒症在三十多万医疗费前无能为力的父亲，倒和史谦是同代人。

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

史谦和小耿之间，有不限于经济在内的巨大的鸿沟。史谦发迹于东莞外资电子厂，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；而小耿一家被牢牢限定在雷击闶这个小村庄，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。小耿因父亲的病放弃上大学，去长沙工地打工，高考前读完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这个细节略显刻意，但象征性地点出孙少平一代的空间，对于小耿一代而言已然闭合。

如果不理解这层人物关系，或许不易理解，为什么小说浓墨重彩地写了一场抵制日货的游行，而又在这场游行中，凸显史谦与小耿这两个人物角色。史谦与小耿居于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的两极，对于小耿而言，他借助民族主义话语发泄被压抑的民粹主义情绪：

他发誓要将这些让他自卑的东西砸个粉碎。当他们合力将兰蔻化妆品柜台掀起时，人群中竟爆发出一阵欢快的掌声。看着那些装潢奢华的品牌专柜转眼变成一堆废品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和疯狂。[5]

更有意味的，是这场游行爆发时史谦的举动。当游行队伍从他身边经过时，小说比较巧妙地安排史谦掏出佳能相机拍摄，“有那么片刻，他产生了错觉，仿佛手中抓的不是相机，而是冲锋枪。他在朝人群开火。”[6] 将“相机”比喻为“冲锋枪”，准确地抓取到“拍摄”与“瞄准”动作的相似性，巧妙地写出了史谦意识深处对于民粹主义狂欢的厌恶。

有趣的是，史谦随即获得一个机会“规训”小耿。小耿游行之后从工地转到“洞庭鱼馆”打工，史谦不明就里，以人道主义的温情对待小耿，对小耿颇有好感，“他觉得这个少年和其他人相比，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。他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，不甘平庸，不屈服现实，想依靠知识获取更多的东西。后来他精心从家里挑选了几本书，其中有他钟爱的杰克·伦敦的《荒野的呼唤》、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等，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放在员工更衣室的椅子上”[7]。史谦对于小耿的好感，包含着充满优越感的自我满足，而他开出的书单，则是以他以为的野性的、生命意志的励志型作品。他试图以“个人奋斗”之路毫无成本地驯服小耿，然而当小耿在醉酒后讲起砸车、打人的经历时，展现他的“野性”的一面时，史谦在心里立刻决定开除小耿。

小说的核心矛盾，发生在小耿和史谦之间，而不是那一对对庸俗的欲望关系。也正是小耿他们的游行，暴露出“系统”的不稳定性。郑小驴在当下全球民粹主义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之前，提前写出了这一寓言化的情节，展现出作家的敏感。史谦没有能力解决“系统”的危机，也即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规训小耿，他最终只能将小耿放逐，而放逐后的小耿给史谦带来更大的麻烦。

顾烨、张舸这些女性无法知觉到结构性的危机，而是沉寂在全球化时代的情感方式之中。张舸在北京婚姻市场上不断被轻视被欺骗，然而当她因感情危机得了幻想症之中，她幻想中的恋爱对象——北大教授、上市公司老总、名作家——暴露出高度等级化的婚姻观。幻想之外，她在现实中对于曾经的男友——东北小城青年、炼钢厂下岗工人后代——的放弃，也是这个婚姻观的一部分。张舸只能任由伤害自己的逻辑走向极致：她最终养了一只鹦鹉，完全沉浸在“独语”之中。同时，像岳廉这样的作家，其写作完全无法提供任何反思性的视角，而是成为名利场中的一部分。

史谦处理危机的方式，也即高度中产阶级化的方式，是选择从“乌托邦”到“桃花源”。革命叙事中对于新世界的强劲想象，已然衰微为中产阶级的逃离与放空。小说写到，“顾烨和史谦是在盐井旅行时相识的。那是个滇藏线上不广为人知的小地方，进藏的门户，紧挨澜沧江”。[8]而当小说结尾，史谦面临与顾烨的情感危机，他选择带顾烨去位于西藏的无人区双湖：

每次深入广阔的西北腹地，他就按捺不住地激动。想哭，想喊，想大声号叫，在这儿，他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。清楚他是为自己而活，为自由和理想而活。那些已经抛弃的梦想，在旷野的呼喊中，又一一被召唤回来。是无人区，让他重拾尊严，又做回自己的王。[9]

史谦幻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“无人区”，也即处于“系统”之外的飞地。只有在这层意义上，才能理解小说为何题为《去洞庭》，“洞庭”一带是史谦、小耿、岳廉、张舸等人的家乡，仿佛因其欠发达，就能成为“系统”的飞地，然而反讽的是“洞庭”最终叠加了所有的人物关系，多重矛盾最终都在“洞庭”爆发。正如“冷战”终结之后“外部”的世界就消失了一样，当下的“系统”没有“外部”。史谦渴望逃到“系统”之外，如同拉着头发离开地面，他本身就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。

三、人与人之间的“相互联结”

1990年代以来，资本的全球运作，以及由此伴随的金融、信息、物流等等全球化，并经由移动互联网（手机），将人接入到“系统”中，并没有构筑人与人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。相反，原子化的人，嵌入在“系统”的网络之中，丧失基本的能动性。在小说中，每个人都在空间中流动，但都无法跨越自身的边界，无法和他人达致有效的联系。

在《去洞庭》中，人与人的联系，在雇佣关系之外，唯一的方式是性关系，这种欲望的故事在今天已经毫无反抗性或先锋性，而是沦为极为主流的叙事。毕竟，“系统”的运作，高度依赖欲望以及对于欲望的生产。而小说中仅有的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场景，是原子化个人走向法西斯化。正如彼得·德鲁克在写于希特勒上台前夕的《经济人的末日》一书中所讨论的。

彼得·德鲁克《经济人的末日》

人与人之间的“相互联结”，在全世界都是难题。就文艺而言，比较重要的回应，是沃卓斯基兄弟（先后变性为沃卓斯基姐妹）的一系列作品，如《黑客帝国》三部曲（1999-2003）、《云图》（2012）、《超感八人组》（2015）等等。《黑客帝国》的英文名字是《The  Matrix》，沃卓斯基兄弟以“Matrix”（直译为“矩阵”）描述“系统”，有效的抵抗，是跨出原子化个人的边界。《云图》（2012）、《超感八人组》（2015）等作品进一步在历史的、全球的空间中展开，讨论陌生人之间的“超感”是否可能。“超感”在英文原题中即为“Sense”,但这里的“Sense”不是限定在原子化个人内部的“Sense”，而是超越个体的、陌生人之间彼此相通的“感觉”。

某种程度上，所谓“系统”，即是“现实”背后的总体化结构。而如何指认这一总体化，无论是杰姆逊指出的晚期或跨国资本主义，或是麦克尔·哈特 、安东尼奥·奈格里指出的作为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的“帝国”，在理论层面上都值得进一步讨论。笔者更感兴趣的是，当代文学在具体的写法上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予以应对？或者说“系统”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“超文本”，怎样的文本可以与之对抗？

当下的写作，吃劲的地方就在于此，这也可以看出，“写什么”与“怎么写”从来都不可分割。在《去洞庭》中，作家以全知叙事来讲述这个故事，对于五个人物的生平经历与所思所想无所不知。在具体的结构安排上，作家借助电影的叙述手段，交叉叙事，不断闪回切换。

这是否是合适的叙述方式，值得进一步讨论。《去洞庭》全书228页，笔者觉得写得有点薄了，篇幅不足的话，人物的经历就很难展开，目前一些人物的介绍显得像是人物梗概。比如《流放地》一章，用五到六页的篇幅从史谦的1987年写到1993年，介绍史谦的大学、恋情与工作，而且这些情节都是史谦后来转变的重要铺垫，无法一笔带过，因此难免写得仓促。无论是梗概性的介绍，还是人物的不断闪回，都带有电影脚本化的思维，而这种影视对于文学的“殖民”，对于青年作家创作而言是一种障碍。

更值得讨论的是，“全知叙述”虽在当下显得古板，但并非不可以，首要得做到“可信”。“可信”不是拘泥于风俗、器物的细节准确之类，而是让小说中的万事万物如其所是，每个人物的内与外尽管都被全知叙述所笼罩，但叙述人只是“知道”，而不能为其“决定”，每个人物还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在行动，呈现一个真实的、杂多的众声喧哗而又充满对话性的世界。按这个标准来看，小说对于比如说小耿的游行动机、岳廉的文学动力的理解，都显得有些刻薄，人物的逻辑被叙述人的看法强势主导。

究其原因，在一个已经被“系统”所全部结构的世界上，《去洞庭》中的全知叙述无论怎样提升自己的视点，也不可能到达“系统之眼”的位置上，也即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总体性视点。当下小说之所以难写，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此，如何将总体的世界凝聚在一个片段里，就像如何将生命的秘密凝聚在一段DNA里，非常考验小说家的智慧。《去洞庭》强行以“全知叙述”书写总体性，但最终这一全知视点只是上升到小企业主这个层级上，这远远不够。

这体现在小说中，凡是史谦这个层级的人物所不知道，全知叙述人基本上也不知道。比如小说写到2014年是史谦的命运转折之年，为什么从此史谦这个阶层不断下沉，叙述人——和史谦一样——基本上无从把握。这表现在一系列的偶然性的理解，先是一场车祸夺去史谦客户的生命，又是一个19岁的员工突然间在工厂里暴毙，史谦最终竟然决定去赌场，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托给偶然性，最终连本带利输个精光。这个逻辑发展到最后，史谦在洞庭最后一次见到小耿时，将他的命运归结为车胎里扎进去的一枚钉子，“要不是这枚蹊跷的铁钉扎穿了车胎，我也不准备回来了，死也要死在双湖。我相信这就是命。不然这么长的钉子怎么扎得进去。从西藏到这儿，我一路都带着这枚钉子”。[10]这显示出史谦这样的人物巨大的盲视，他这个阶层无法把握历史的法则。而契合于史谦的文化立场的叙述人，比如从对于小耿的游行那一段可见的，也是比较中产阶级化的，这样的叙述人无力把握全球化的命运。

故而，既然无法在空间的层面上获得解放性的力量，叙述人最终将空间的难题转化为时间的怀旧，比如细致地交待史谦的纯洁史，从史谦1987年考上某师范学校中文系大学生讲到他令人净化的乡村爱情故事。这种怀旧中诚然包含着想象历史的另一种可能，就像史谦的车里不断响起的他喜爱的《活在1988》的音乐。但这种对于“纯真”的怀念，容易流露为小资化的怀旧。这体现在小说结尾，张舸从车祸中苏醒后，收到曾经的男友寄来的礼物，一艘装在盐水瓶中的白色帆船：

她好奇的不是它们怎么进去的，而是怎样出来。对她来说，它被困在里面了。[11]

“舸”对应着“它”，瓶中之船，被牢牢锚定在“系统”的节点之上。小说最后一段，张舸以时间对抗空间，以怀旧性的神话安慰或麻醉自己：

微风拂过，吹得树叶簌簌作响。响声中，她仿佛回到了十八岁那年，她骑着新买的凤凰牌自行车，飞快地穿过大院，一口气骑到洞庭的湿地。夕阳西下，漫天芦花如雪，湖面闪烁着点点金光，在货轮悠长的汽笛声中，落日缓缓坠入了地平线。天就黑了下来。[12]

笔者不愿意承认这就是小说的最后一段，也即笔者不愿意以张舸的怀旧作为小说的结尾。相反，笔者愿意以小耿的绝望作为结尾：

小耿抬眼望了望天空，天空全是这些幻灭般的碎片，仿佛正在重新编织他的人生，让人无法看穿，一时竟呆住了。[13]

在濒于毁灭的小耿眼中，“天空”变得像电脑主机，正在对于“碎片”进行重新“编码”，他的人生就“呆住”在这一时刻，就像一个无用的程序，被“系统”所中止。

本文原刊于《小说评论》2020年第1期

注释

[1] 郑小驴：《去洞庭》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，第21页。

[2] 同上，第26页。

[3] 金理：《“在之间”：〈 去洞庭〉中的关系世界》，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2019年第6期。

[4] 郑小驴：《去洞庭》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，第234页。

[5] 同上，第112页。

[6] 同上，第115页。

[7] 同上，第121页。

[8] 同上，第97页。

[9] 同上，第186页。

[10] 同上，第224页。

[11] 同上，第228页。

[12] 同上，第228页。

[13] 同上，第225页。

1986年生于湖南隆回

郑小驴

本名郑朋，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硕士。著有小说集《1921年的童谣》《少儿不宜》《蚁王》《消失的女人》等多部，长篇小说《西洲曲》《去洞庭》。曾获《上海文学》佳作奖、湖南青年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、南海文艺奖等多种奖项，被评为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艺术人才。有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日、捷克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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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 | 喵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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